医疗资源效率低下惹的祸


发布时间:2020-02-12 浏览量 53 view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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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疫情发展至今,汹涌程度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2003年非典以来,我国就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。钟南山院士、李兰娟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都提到,我们现在应对疫情的能力已非常强,远非非典时期可比。但这次疫情为什么还会发展成今天这样?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,总的来说,还是如何有效利用医疗资源的问题,下面我用问答的方式来阐述我的看法。

1,为什么这次疫情这么严重?

首先,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原因是这次新冠肺炎本身的特点。

与SARS相比,症状不典型,有肺部呼吸道的症状,也有一些胃部的消化道的症状,有发烧也有不发烧,甚至还有一些没有明显症状的病人,自身带菌也具有传染性。这使得很难把新冠肺炎病人,从普通流感和肺炎病人中快速辨别出来,造成了大量人和人之间的传染。

另一重要的主观原因,我觉得是我们公共卫生的决策机制和反应机制,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,还是有很多可以改进和提高的空间。

这次我们采取了层层上报的一种决策。信息很早发现了,一级一级的上报,在上报的过程中,下级需要等候上级来做决策,表现比较被动,没有及时把信息通过一种更好的方式进行传播。刚开始,为了避免引起恐慌,把情况说的不是那么严重,造成了对老百姓甚至对有关方面决策的一些拖延和误判。当然,这和这次新冠肺炎疾病症状表现不典型,也有一定关系。

公共卫生的决策和反应机制是主观上的原因,疾病本身的特点是客观上的原因。主观和客观这两方面,都造成了这次疫情发展到现在的状况。

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检讨的方面,就是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出现,我们要做的战略物资的准备是不够充分的。

我们发现很多所需要的物资的短缺,比方口罩、防护服。照理说,在13亿人口的大国,为应对公共疫情的战略物资储备,即便不是每一个省都要有,起码在每一个地区,应该有战略物资的仓库,一旦发生疫情,这些仓库储备就能拿出来使用。

而且这些储备物资应该是通过政府买单的方式。因为这是一种国家战略储备,与打仗的武器、粮食的储备是类似的。

这次疫情当中,我们没有看到有这方面战略物资储备的报道,而是看到医疗物资短缺的情况非常严重,使得一线的医务人员,有时候冒着非常大的生命危险在抢救病人,有一些医护人员的防护服都没有办法及时更换。这是我们今后应该改善和吸取教训的地方。

2、1月24日春节前,就有媒体报道武汉发热定点医院大排长龙,一床难求,之后政府采取了联防联控,个人居家隔离,社区医院初筛上报的措施,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包括普通流感在内的发热病人,一窝蜂去医院的交叉感染,但之后还是有媒体报道,武汉有不少人特别是老人,各种渠道都无法及时得到确诊,无法住进医院,以致病情加重甚至死亡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?

武汉出现了典型的医疗挤兑情况,就是说大量的人群同时涌去了大医院,其中包括普通肺炎和流感病人,因为冬季本来就是流感的高发季节,造成了有限的医疗资源被挤兑,更严重的是,这批人挤在一起,互相之间造成了交叉感染。

其中估计有相当一部分人,如果原来及早在基层医疗做初步的筛选,不要都挤到大医院,可以避免受到传染,成为新冠肺炎病人。医疗挤兑造成的交叉感染,使得新冠肺炎病人数量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,造成医疗资源的紧张。

可以看到,武汉的医疗资源相对来说已经是比较好的了。但我们前期,疾病的控制做得比较慢,这次疾病的传染性又非常强,加上大多数病人症状比较轻,这么多人一下子挤在医院里头,一部分基础条件比较差,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人,不能及时住院收治,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。

3、武汉从春节后就一直在赶建的两家医院,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,加在一起的计划床位是2500张。此外,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1月28日介绍,武汉市第四批定点医院征用开始,包括武汉的14家医院,能够腾挪出6000张床位,同时还建立了一批类似战场上使用的方舱医院,用于收治现在的疑似病例和确认病例,包括发热留观待排查的病例。但还是出现了上述悲惨的情况。床位不足,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疫情突发导致的,这种一时无法缓解巨大的供需矛盾,我们可否提早做好准备?

实际上,武汉出现这个情况,是因为在它的三级医疗体系当中,只依靠了塔尖上的三级医院在做全部的工作,没有发挥三个级别医疗的不同功能,特别是广大的基层医疗,在这次疫情当中没有发挥它应该起的作用,即基本的筛选。其实有些问题在基层是可以解决的,甚至是二级的医疗,仅仅依靠那几家三级医疗,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是没有办法来解决的。

因为这次疫情时间拖得有点长,在武汉出现了非常多的二次三次交叉的感染,还有大批疑似人群,这其中,有多少是新冠肺炎病人,有多少只是症状相同。如果对这部分人通过一个更有效的方式做筛选,及早做筛查,是可以避免上述非常严重的情况出现的。目前动员了全国的医疗资源来支援武汉,这种战时动员的方式尽管可以缓解目前武汉的局势,但是难以广泛复制到其他地方。

4、这次疫情,从12月中下旬就有武汉卫健委关于疫情的红头文件在微信群转发,1月20日前后,各种消息在亲戚朋友间的微信群纷纷流转,但我们却越来越恐慌,不知道该相信谁,去药店抢口罩,去超市抢蔬菜米面。有时候,恐慌比疫情更可怕。在消除大众恐慌,避免疫情产生更多社会矛盾上,我们应该怎么做?

这次疫情,官方的渠道和专家的声音特别是在初期是不足的,主流媒体也是欠缺的。

到目前为止,媒体报道了很多前线疫情的数字,医务人员的奋不顾身,但对于一些基本科学常识的普及宣传,例如怎么洗手、怎么戴口罩、个人怎么防护,这方面的宣传教育还不够。这次疫情对提高老百姓的疾病认识、健康素养,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时机。

最近一个关于病毒的短片,一下子在一天当中点播量非常大,是一个年轻人的微信号做的。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专家资源,正规的渠道、主流的媒体没有生产类似的知识,做普及的教育,使得老百姓只能从非主流的渠道获得信息,包括微信、微博、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流言就有了市场。

流言之所以有市场,就在于权威专业的声音的不足和欠缺。

我们应该好好吸取教训,媒体不只在疫情的时候,在平时就应该请专家多做一些科普教育,这是最基本的。比方说病毒和细菌有什么区别?对于病毒的防范,应该做什么样的保护?这方面的知识,老百姓是非常欠缺的,但在疫情来临时却非常重要。

提高免疫力、抵抗力是抵御病毒侵袭的重要因素。怎么提高个人的免疫力,是和我们平常的健康管理联系在一起的,包括睡眠、营养、锻炼。这方面的知识非常重要,应该有好的宣传教育的材料,主流媒体的渠道,给老百姓做普及提升。

根据我自己的经验,如果国外发生公共卫生疫情,专门会有一些频道,一天24小时,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播放和疫情有关的信息,包括请专家做访谈,请医务人员做健康教育和普及。我们非常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。

5.从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的角度,我们可以看到什么?

2003年SARS的时候,我还在美国,后来有机会回国做交流,发现SARS一下子把医疗和公共卫生的重要性显露了出来。之前,相对来说,我们国家的医疗公共卫生部门,在所有政府部门当中,地位比较低,不被重视。

同时,我也看到国内这个领域当中,人才非常短缺。我的专业,不是一个学医和学药的技术领域,而是一个跨学科的交叉领域。因为在医疗卫生领域,公共卫生需要跨学科的知识,需要经济学、管理学,政策、法律,包括社会学和医学结合起来的跨学科知识。因为医疗是一个系统,很多问题,只在医疗领域内无法解决,需要动用社会资源,动用经济资源,需要有管理,包括宏观层面的管理。

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的重要性,一点也不会比临床医学差。因为你有了医疗技术,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宏观管理体系,资源很可能就用的没有效率,会浪费。实际上,这次疫情中也暴露出来了,我们在组织动员资源的效率上是不够的。

尽管和17年前的SARS比,现在的医疗条件、硬件的装备、器械、医疗人员的人数和水平都有了大大的提高,但实际上,这次的组织当中有很多的漏洞,我们的体系当中互相的配合、资源的流动、资源的动员效率,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进的。 所以这方面的研究,这方面的人才,如果不能发挥作用,即使技术条件很好,也不能把原来10分的作用发挥出10分。

所以如果反思总结这次疫情,我们需要从各个角度来进行,需要从公共卫生、医学、药学、流行病学,也非常需要从宏观的管理、卫生经济学、政策,包括组织的结构。

谁来决策,哪一级决策,什么样的权力应该是分权,什么样的权力应该是集中,包括应该怎么做到信息透明,但另一方面要防止引起老百姓的恐慌,这当中都需要宏观的考虑和设计,这不是仅靠一个局部的微观技术问题所能够解决的。

反思的意义还在于,类似的问题可以套到其他领域,比方说我们国家的创新,相对来说比有些国家落后,创新的落后可能不简单是技术上的原因,很可能还有这种软科学的原因,包括一个组织,怎么管理,怎么分配资源,怎么决策,包括创新的商业模式、创新的政策。

在技术上的差距可能比较容易赶上去,但在系统上、组织上的差距,更加费时间,而且我们不太容易看到这方面的问题,往往容易忽略,或者感觉不重要。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,往往更多的不是硬件上的差距,不是技术上的差距,就是一些组织管理方面的差距。

组织和管理方面的问题,我们在疫情之后的总结中,是需要好好思考讨论,甚至做一些争论的。

包括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到现在,政府花了不少钱,盖了很多医院,投了很多的药和设备,在硬件上,速度发展很快,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比较小。但在整个医疗体系的设计上,在组织上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,所以需要卫生经济学家、卫生管理、卫生政策的专家,来一起来参与这方面的工作,和我们的医疗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知识结合起来,才会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系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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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文章来源: 澎湃研究所,于 2020-02-12,由 找我测 编辑发表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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